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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轩画廊--清代民国--韦福霖--民国商务印书馆经理、著名出版家韦福霖致商务印书馆总馆处信札一通三页。信中涉及著名人物叶景葵(揆初)、史晋生等与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搬迁事宜,颇具文献价值4072--思进轩|画廊|书法|书法超市|书画市场|书画商场|书法代理|书画经销商|书画行情|收藏鉴赏|名家字画|艺术交流|篆刻|拍卖|润格|陈忠康|曹宝麟|龙开胜|范韧庵|包谦六|吴孝仁|张一麐|邵跃晰|凌霞|沈定庵|
































 

所属分类:清代民国 韦福霖
 民国商务印书馆经理、著名出版家韦福霖致商务印书馆总馆处信札一通三页。信中涉及著名人物叶景葵(揆初)、史晋生等与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搬迁事宜,颇具文献价值4072 收藏关注此作品
 市 场 价: 4000 元
 商 城 价: 3000 元    节省:1000
 销售状态 未售
 点击次数: 30
创作作者:  韦福霖
作品材质:  纸本
作品规格:  27.5x17cmx3 cm
上架日期:  2024-6-1 22: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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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务印书馆经理、著名出版家韦福霖致商务印书馆总馆处信札一通三页。信中涉及著名人物叶景葵(揆初)、史晋生等与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搬迁事宜,颇具文献价值。
尺寸:27.5x17cmx3,
用纸为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专用笺,
此通手札结体随势赋型,线条简短扎实,部分笔画兼有章草、隶书笔意,高古质拙中透着潇洒灵动,书卷气浓,字型格调与鲁迅先生相类,是典型的文人字。
信中涉及著名人物叶景葵(揆初)、史晋生等与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搬迁事宜,颇具文献价值。
思进轩藏品。

释文:
谨启者汉馆房屋事,昨晤史晋生先生云已接上海来信,惟其主张仍不收回,日内即须赴申面洽,一切当经与之说定,办法如后:一.如果不必收回则汉馆自无迁移之必要,仍旧原址不动。二.如必须收回则大观园方面必为汉馆留一地位俟,新屋告成方让旧屋。三.如旧屋于二、三年内不必收回而新屋势在必建,亦请为汉馆留一地位或落成即迁进或收回旧屋时再行迁移,容后再议。以上各条均经晋翁允可,惟房租一层未曾谈及,如果大观园方面翻造新屋,虽门面可以略加宽大而进深不及现在地位之半,堆货或仍须另赁房屋,且现在每月可卄细之房租恐决不够,不过地位使然,即属加租亦出无法,惟请尊处先商。揆初先生于晋生先生来申时即面嘱于本馆房租格外优待,俾可于开销方面不致大增,无任感盼之至,肃此敬请总务处钧鉴。韦福霖谨上,七月十三日。

注:
“赴申面洽”这里“申”指上海。上海市,简称“沪”,别称“申”。
当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负责人主要有史久芸、王云五、李拔可诸公。

韦福霖,字傅卿,为民国商务印书馆经理、著名出版家,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襄理(经理助理),代经理,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重要人物。
韦福霖是民国商务印书馆元老级人物,其与张元济先生交往最深,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韦福霖致张元济信札一批曾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其侄为当代学者韦祖辉先生,其在自己著作《海外遗明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一书后记曾谈起其伯父韦福霖先生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同张元济先生留守上海,不向日伪当局妥协并在鲍庆林先生(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长子)病逝后接任经理等事宜。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别署卷庵,清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光绪二十四年入通艺学堂,学习英文、数学,研求新知识,致力探究改革富强之道。中进士后,放弃入翰林之选,自愿赴长沙,入湖南巡抚赵尔巽幕下,掌理财政、商矿、教育三门文案。三十三年随赵尔巽至沈阳,任盛京部文案总办、奉天财政监理官,努力重振日俄战后凋敝的东北民生,因功荐升道员。同年,南下上海,加入浙江铁路公司为股东,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宣统三年(1911),出任大清银行正监督。1912年,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附设的浙江兴业银行改制独立,总行由杭州移设上海,当选为董事长,连任30年,几次兼任总经理,为我国公司有董事长之始。景葵还拥有中兴煤矿公司、海丰面粉公司;并数度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监察,合众图书馆董事等职。是位理财的能手,也是位手稿收藏家。他收藏了不少珍贵稿本、批校本、古今刻本、抄本。后全都捐赠合众图书馆,公诸于世。

史晋生,浙宁镇海人,民国著名金融家,曾任汉口中国银行副行长,顾记洋油行经理,曾在湖北汉口历届商会中担任二三四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1913年,华北的大旱灾爆发,当时清王朝的终结宣告了2000年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民国又刚刚成立才一年多,整个国家在一片动荡中。旱灾发生后,大批难民逃荒到武汉汉口,天下之中的武汉一下面临着巨大压力。这时,史晋生先生发声倡议,带头组建华北义赈会,带头募捐善款50万元,用于救济流落到汉口的各地难民,在他的呼吁下,各方积极捐款,灾民们终于有了生机,厥功甚伟。

韦祖辉,1934年生于沈阳,江苏金坛人,韦福霖侄子。1960年毕业于开封河南师院历史系。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谢国桢教授助手,副研究员,1994年退休。1996年应邀参加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史料考证工作,合著《李自成结局研究》,1997年应邀任《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出版有《海外遗明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
张元济出生于书香世家,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壬辰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深造。1894年经散馆考试后,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次年又以头名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此后虽曾供职学部、外务部,一度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但主要居于上海致力于文化事业,曾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期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主持编译严复译《原富》等书,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以93岁的高龄逝世。
张元济一生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教育、学术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他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宗旨,其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天演论》《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译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的举措,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茅盾说:“在商务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曾有人问张元济:“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听后黯然神伤,沉默不语。晚年时,张元济先生喜书一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或许,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张先生的答语吧!

注:网络上有人将“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一联定为张先生自撰联,其实不然,联句实则脱胎于清代姚文田自题书房的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记载见梁章钜《楹联丛话》。伊秉绶,伊立勋(伊秉绶之孙,伊念曾之子),翁同龢等就曾写过此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治也曾写过一对对联,内容是: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张大千则写过:世间几千年人家无非积善;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内容相类,大同小异。

鲍咸昌(1864-1929),字仲言,浙江鄞县人,基督教徒。兄长为鲍咸恩(1861—1910)时任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所长,兄弟二人均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1910年鲍咸恩逝世,鲍咸昌继任印刷所所长。1920年4月,任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

鲍庆林,鲍咸昌之子,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

史久芸(1897-1961),浙江余姚人,十八时岁考入商务印书馆所办商业补习学校,嗣后长期在馆从事财务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哈尔滨分馆会计主任、总馆从事股股长、从事科科长等,抗日战争期间,辗转香港、重庆,任商务印书馆重庆办事处主任,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开拓大西南的出版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上海,任总馆代经理、经理,他对商务印书馆的会计制度的改革和管理工作均有贡献。1951年,商务、中华等五家出版的发行部门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史久芸任副总经理。1954年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以后,一度改名高等教育出版社,史任经理。1947年以后,几次去海外视察分馆业务,对团结海外出版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61年病逝,胡愈之对史久芸奉献于我国出版事业有较高的评价。

谢仁冰(1883—1952年),江苏武进人,知名爱国人士,张元济外甥,曾任商务印书馆主任、经理。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就是由他介绍的。抗战期间,他与王绍鏊、曹鸿翥、冯少山等人组织“二酉社”,团结进步人士,进行反蒋抗日活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民进上海市分会主任理事。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署委员,上海市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大儿子谢启泰,即章汉夫,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小儿子章启美,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立于上海,至今跨越了三个世纪,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迹。
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业,不久拓展至出版领域,并很快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文化教育机构。1932年惨遭日寇轰炸,旋即得到复兴。1937年设总管理处于长沙,1941年迁至重庆,1946年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率先提出公私合营,1954年迁来北京,后成为中央级出版社。2002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立,商务印书馆是成员单位之一。2011年,商务印书馆改制为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一个多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积极传承中华文化,努力传播海外新知,出版图书凡5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各种出版物多次荣获“国际白金星质量大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国好书”等国内外大奖,《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华字典》等产品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宾朋。商务印书馆在业内及读者中拥有相当高的品牌美誉度和文化影响力,是全国“百佳出版社”和“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获得者,被广大读者誉为“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

附:韦祖辉《海外遗明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后记

二十多年前我就撰写了本书稿,王春瑜先生审阅后,极力主张出版。春瑜兄退休前后,多次替我联系出版社,其中一次即2011年因某出版社自身变故不能出版,他终联系上商务印书馆,让我珍重此事。听他一说,我暖流涌向心田,当即愉快答应下来。去年秋天,商务印书馆打出本书清样,鉴于眼下学术专著出版成本太高,我就将《海外遗明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清样上报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出版资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审后,依照规定全额资助。本来,一般是在院内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离退休办公室黄淑琴女士也希望我在院内出版,但我意在商务印书馆,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对我乃是开心事。我为何执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

王春瑜和黄淑琴女士都不知道,老商务印书馆是我韦家维持生计的饭碗,我与老商务印书馆有着特殊感情。我三伯父韦福霖先生,字傅卿,是张元济先生老部下,在商务印书馆多年,任过要职,堪称老商务印书馆元老级职工。家父韦士霖先生和我的两位堂兄韦智寅、韦敬群先生也都经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是商务印书馆下层普通职工,他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工作默默付出,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 年冬,我经过考试也成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印刷厂普通职工。因此,说老商务印书馆是我韦家饭碗不过分。正因为如此,现在《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深慰我心。

三伯父韦福霖先生在韦家威信很高,他无愧于老商务印书馆职工称号。如今商务印书馆创业有120年历史,旧中国多灾多难,商务印书馆一路走来是不容易的。如“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铁蹄蹂躏,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遭受损失。1932年“一•二八”日军大轰炸,使上海总馆遭受巨劫,损失无法估量。1937年上海沦陷,家父和堂兄韦智寅等多数职工相继转移香港、重庆,而三伯父等人跟随张元济留守上海,不向日伪当局注册,克服困难,安排生产,保存大量印版和资产,为战后恢复工作提供有利条件。故代经理鲍庆林(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长子)病逝时,三伯父以营业部主任升协理,暂代经理职。新中国成立初,三伯父与谢仁冰(章汉夫之父)、史久芸等联合主持馆务工作,以适应新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发展需要。1951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史久芸经理主持工作;上海设办事处,三伯父即留在上海。后来总馆编审部、出版部迁京,其成员率眷属纷纷来京,时家父在京分馆供职事务主任,想方设法购买房子安排他们住处,前后奔波,忙了几年。岁月不饶人,这些迁调北京的总馆职工,如今大多作古。如今商务印书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1956 年夏,我考上大学,适值韦福霖先生来京开商务印书馆有关重要会议。他在饭店见到我很开心,说:“以前我们韦家没有上过大学的,现在有了”,对我勉励有加。会后他回上海,将他个人收藏商务版文史书籍赠送给我,显然对我寄予厚望。20世纪70年代初,我因事路过上海时,在新闸路与三伯父谈家常,他希望我写点学术东西。他赠给我的这些书对我十分珍贵,但我没有计划,平时只是零星

挑选着阅读。“文化大革命”后,他的次子韦景丞先生来函索借其中某书。但我不肖,每忆此事不由鼻子发酸,因为我没有保存好这些书籍,“文化大革命”时寄存在安阳徐家桥学生王金福家处,后来竟然全部遗失。看到景丞兄信,我无言以对。这是我痛心的巨大损失,悔恨不已,我是有愧于三伯父的。鉴于这种特殊复杂情感,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一书,我自然心甘情愿了。

商务印书馆的丁波先生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致谢意。望尽快梓行,除将此书献给关心中日文化交流史、南明史、明代政治文化史读者外,还要献给以已经作古的长辈韦福霖、史久芸、伊见思、戴孝侯、宣节等为代表的老商务印书馆职工,纪念他们为传播祖国文化所付出的劳动和贡献。

于丁酉正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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